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!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!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!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(tōngxùnyuán) 马磊
浙江自然博物院库房(kùfáng)。
一只玻璃瓶,酒精泡着(zhe)几颗白色的螺(luó)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瓶底,黑色字迹,有(yǒu)拉丁文,还有中文:青岛廿五年七月下旬 董聿茂 先生采。
转过瓶身看标签:纵肋(lē)织纹螺。
这是一件1936年的标本(biāoběn)。
在浙江(zhèjiāng)自然博物院(以下简称自博)工作了28年,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(zhàopiān)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,几分钟后(hòu),同事发来一张表格,文件名: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(lìng)两件“日本大鲵(dàní)”的标签上,标注:抗战。备注: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的人(rén),已经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,你(nǐ)可能更熟悉:施昕更,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(yuè)(yuè)6日是(shì)第6个“杭州良渚日”,明天就是7月7日,88年前的这天,卢沟桥事变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,同样,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,没有(méiyǒu)董聿茂(dǒngyùmào)的支持,就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,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,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,在本次采访之前,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,几乎只来自施昕更(gèng)故事的一点点虚影(xūyǐng)。
“我进馆里时,董聿茂先生不(bù)在了,时间已经(yǐjīng)不等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,我去档案室查,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(zīliào)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,我们(wǒmen)如何寻找董聿茂?
前几天,马磊去教工路的(de)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,碰到考古所的朋友,开玩笑:这个过去是我们放“僵尸”的地方,你们(nǐmen)知不知道?
1998年1月(yuè)6日,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71号开馆,2007年11月8日闭馆,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广场新馆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楼”,就是老自博展厅(zhǎntīng)。一楼恐龙(kǒnglóng)陈列,有毛氏峨眉龙,因为一些(yīxiē)恐龙模型很高,还设了一个夹层(jiācéng)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,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,过去是自博陈列馆,现在(xiànzài)为省考古所
马磊记得,“碉堡楼(lóu)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(de)油画,请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,大概500块钱一幅(yīfú),有沈括,有杨钟健(古生物学家),有达尔文。
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(dìyīfú),挂着董伯伯的油画。
每年大年初一早上,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(kànwàng)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,这件事(shì)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(zhíbān),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,还要做一件事,站在董先生的画像前鞠躬祭奠。
她站在边上看着,很感动。那时,对这个(zhègè)油画(yóuhuà)里的董聿茂,她几乎不了解,只(zhǐ)知道,他是老馆长,著名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?
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那(nà)块始祖鸟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,是他童年最喜欢(xǐhuān)去的地方,那块模型,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(kāipì)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,从小(cóngxiǎo)他就这么叫。
毛昭晰(máozhāoxī)的爸爸毛路(máolù)真和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,一个教数学,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,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,但那时他最(zuì)感兴趣的,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(jìnhuàlùn)的最初知识,就来自这件陈列室: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配合(pèihé)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(guǎngdà)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出生那年,1929年6月6日,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,分“八馆(bāguǎn)二所”,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(广西)瑶山部、矿产部及(jí)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,当局决定(juédìng)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,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(de)地矿、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,供民众永久(yǒngjiǔ)参观及研究。
同年11月,西湖博物馆成立,首任(shǒurèn)馆长陈屺怀,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,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(zhèshì)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(zhàoshǐ)的标志。
那年,董聿茂正在日本留学(liúxué)。
1928年3月,他获得京都帝国大学(xué)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(研究院(yánjiūyuàn))继续深造,攻读甲壳动物学,1930年3月获帝(huòdì)大博士学位。
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(gōngzuò),积累较(jiào)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,旅日中国学人处处(chǔchù)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,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,33岁的(de)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的邀请,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(zhǔrèn)兼技师。
此时的(de)西湖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三部(sānbù)一室组成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(biāoběn),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,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,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一个(yígè)鲸头骨标本,连一个陈列室(chénlièshì)都搞不起来,董聿茂决心(juéxīn)尽快改变这一状况。
1931年初,他(tā)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,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,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(hǎiyángshēngwù)标本,历时近一年。之后,他又(yòu)深入祖国西部青海、西康,那时候交通很不便,却运回(yùnhuí)牦牛、羚羊等大型标本,极大(jídà)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,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,今年92岁,他(tā)记得,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,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,受了伤。他回家,却带回来一只猞猁,活的(de),把垫着的帆布都撕烂(sīlàn)了。
1933年,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馆里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,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,以(yǐ)丰富馆藏,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(dàishǔ)、鸸鹋、大极乐鸟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(dàní)、堪察加拟石蟹(nǐshíxiè)等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博物馆职员(zhíyuán)合影,一排C位为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,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,并(bìng)参加庚子赔款分配,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,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(de)新式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(yǔbǐngzhì)、寿振黄(shòuzhènhuáng)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(zhùmíng)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,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,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(hěndà)的收获,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(yìdiǎnyīdī)搜集起来的。
1997年,毛昭晰(máozhāoxī)在《怀念(huáiniàn)董聿茂(dǒngyùmào)教授》中写道,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馆(今浙江自然博物院)的标本馆里,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,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(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)藏的一份档案里,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:
地质矿产(dìzhìkuàngchǎn)绘图整理员施昕更
1936 年,杭州(hángzhōu)古荡,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,要建造杭州第一公墓,动土时出了(le)一些石器,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(wúyuè)史地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聚贤倡导,5月 31 日,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(hé)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(hézuò)对遗址作了一天的(de)试掘。本来,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的原意,是让他(tā)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(dìcéng),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,见到古荡已(yǐ)搜集的石器后,觉得太熟悉了,在他的故乡良渚,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,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,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,除了石铲之外,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(xíngzhì)的石器。
董聿茂和(hé)卫聚贤在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,他和董聿茂(dǒngyùmào)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,因农民戽水灌田,池水已干,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(suìpiàn)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(wū)甏的碎片,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,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,你要好好钻研(zuānyán)一下,不懂时,可以找些资料(zīliào)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,得考古报告《城子崖》一书,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,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(hēitáo)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,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(yízhǐ)的遗物出土(chūtǔ)状况也是如此,这引起了他的兴趣,他认为良渚(liángzhǔ)很可能与(yǔ)城子崖一样,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,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(suī)不同于生物学,但在某些方面有(yǒu)相通之处(chù)。”董聿茂鼓励他,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,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,不要发空泛的议论;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,搞清其厚薄变化。
1984年,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,韦植是第一任(dìyīrèn)馆长,今年96岁。他说,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,但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(lìshǐ)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,充分(chōngfèn)支持。有一次,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标本,半个月前,先生就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(zhì)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,“到柑桔场时,我(wǒ)(wǒ)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,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(xiūgǎi)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,哪有这等麻烦的事!现在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(xuéshùlùnwén)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,董聿茂对(duì)施昕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,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(bānbù)的《古物保存(bǎocún)法》第八条之规定,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,取得采掘执照。
1936年12月1—10日、26—30日,1937年3月8日一20日,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(děng)六处遗址(yízhǐ)进行了试掘,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,并且,这期间经(jīng)调查,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(de)十余处(shíyúchù)遗址。
这是(shì)他28年短暂(duǎnzàn)人生中唯一的田野考古,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,施昕更已经写完了(le)《良渚》报告,准备在杭州印刷厂(yìnshuāchǎng)付印,后来因为(yīnwèi)制图版很费周折,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。
7月7日,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,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标本装箱(zhuāngxiāng)先行运往后方。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(guòchéng)中落入敌手,他(tā)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,隐(yǐn)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后,江南局势日益紧张,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董聿茂和(hé)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(chénxùn)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,两个(liǎnggè)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,陈训慈(cí)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,依然(yīrán)气愤。
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
陈训慈到处(dàochù)奔走(bēnzǒu),筹集了一些款(kuǎn)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,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向(xiàng)富阳(fùyáng)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,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,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
而此时,《良渚》报告还在(zài)印刷之中。施昕更独自(dúzì)暂避良渚,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,杭州沦陷。《良渚》的印刷被迫中断,没有印成,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(xīnbǎn)(印刷用的底版)也无法带出。他(tā)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,但这份报告,绝不能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(bìxū)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,在(zài)烽火连天中继续(jìxù)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,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,赶(gǎn)去博物馆所(suǒ)迁移的驻地,和董聿茂他们汇合。
此时,董聿茂带着(zhe)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(qiāndào)了兰溪。一开始,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(tóngháng),经由富阳、兰溪,到了永康只剩5人。
看到稿子完好无损,董聿茂(dǒngyùmào)决定再度印刷。
但(dàn)是,战事紧张,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,只有两三百块馆费,生活勉强过得下去(xiàqù),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。
董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(yǐjīng)迁往(qiānwǎng)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,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,要求拨款付梓。
秘书长看(kàn)完稿子,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。
此时,陆路已经不通,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(yìn)了,只能去上海。
于是,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(gǎozi),绕道温州(wēnzhōu),乘船去了(le)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,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,施昕更的次子建良患病,医治无效(yīzhìwúxiào)夭亡。
国难当头,田野考古(kǎogǔ)(kǎogǔ)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,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,一部考古报告,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(jìnghuó)了下来。1938年秋,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,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先生(xiānshēng)捐赠给良渚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(hángzhōu)沦陷期间,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后,拒绝在敌伪馆内工作,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,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(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)工作,1987年去世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中的(de)唯一女性(nǚxìng),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,2001年去世,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,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,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在迁徙途中再度被迫缩小编制,施昕更无法(wúfǎ)再留下来(liúxiàlái),只能解职。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,但因学历太低,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(wǔliùyuè)间,施昕更投笔从戎,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,直到(zhídào)生命最后一刻。
“最后,我(wǒ)这样冥想着,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,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(zài)良渚发掘的时候,在焦土瓦砾中,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,同胞血和泪的遗迹,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最后一段,他(tā)这样写着,等待再次回到(huídào)良渚。
1939年5月29日下午(xiàwǔ),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(bìngfáng)去世,年仅 28 岁, 遗有一妻一子,子仅 8 岁,名叫施忆良——回忆(huíyì)良渚。2025年6月6日,施忆良去世,享年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(xiěxià)《我所知道的施昕更先生(xiānshēng)》,我们(wǒmen)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,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,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(méiyǒu)董振一的联系方式,采访那天,讲到(jiǎngdào)董伯伯的油画,她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,王卫东在董振一(dǒngzhènyī)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,他(tā)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(de)人物形象,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,后来进入自博工作,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,他出版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,第一张,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,他加入了两件(liǎngjiàn)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:显微镜和(hé)大龙虾。
归来(guīlái)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董聿茂 布面(bùmiàn)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
大龙虾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(de)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,1986年,88岁(suì),完成了《东海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,发现(fāxiàn)了大批(dàpī)新记录和新种,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;1989年,91岁,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(dìyītào)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研究生制度(zhìdù)后,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,毕业后留校做董先生(dǒngxiānshēng)的助手。那时,董聿茂已经(yǐjīng)80多岁,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,几乎每天在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(zhěngtǐ)及分解特征图,他画完一张实物图,董先生要(yào)和标本核对很多次,反复修改后才定稿,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讲施昕(shīxīn)更的话剧吗?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(xiānshēng)的联系方式时,他突然问。
“你觉得(juéde)好不好看?我哥哥演的董聿茂。他叫王向东(xiàngdōng),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(dǒngyùmào)家庭合影,以及他各个时期的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(wángwèidōng)手里的这张照片,那(nà)时候他四五岁,全家去了杭州大华照相馆,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,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(xiǎnwēijìng)、解剖镜和盛满(shèngmǎn)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,几乎成了实验室,走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,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(měigè)标本的特征,“每顿吃饭都得(dé)三请四请才肯出来。”
他常想起的,还有(háiyǒu)另一张老照片,爸爸穿着长靴,背着猎枪,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(xiàngjī),很帅。
很多人回忆里(lǐ)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(yījù)话: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,董伯伯来馆上班,中午自己带饭,常是盐鸭蛋一只,开水一杯(yībēi),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,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,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(háishì)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,而是(érshì)为了更好(gènghǎo)地收集资料,工具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说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(shí),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(浙江省图书馆馆长)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。董先生说:“阆公(lánggōng)(张宗祥)是国学大师,他当教育厅长时我还(hái)在中学读书,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(zhǐkěn)拿二级工资。
故事未完,请点击阅读(yuèdú)下篇
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(tōngxùnyuán) 马磊
浙江自然博物院库房(kùfáng)。
一只玻璃瓶,酒精泡着(zhe)几颗白色的螺(luó)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瓶底,黑色字迹,有(yǒu)拉丁文,还有中文:青岛廿五年七月下旬 董聿茂 先生采。
转过瓶身看标签:纵肋(lē)织纹螺。
这是一件1936年的标本(biāoběn)。
在浙江(zhèjiāng)自然博物院(以下简称自博)工作了28年,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(zhàopiān)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的标本,几分钟后(hòu),同事发来一张表格,文件名: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(lìng)两件“日本大鲵(dàní)”的标签上,标注:抗战。备注: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的人(rén),已经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,你(nǐ)可能更熟悉:施昕更,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(yuè)(yuè)6日是(shì)第6个“杭州良渚日”,明天就是7月7日,88年前的这天,卢沟桥事变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,同样,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,没有(méiyǒu)董聿茂(dǒngyùmào)的支持,就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,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,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,在本次采访之前,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,几乎只来自施昕更(gèng)故事的一点点虚影(xūyǐng)。
“我进馆里时,董聿茂先生不(bù)在了,时间已经(yǐjīng)不等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,我去档案室查,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(zīliào)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,我们(wǒmen)如何寻找董聿茂?
前几天,马磊去教工路的(de)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,碰到考古所的朋友,开玩笑:这个过去是我们放“僵尸”的地方,你们(nǐmen)知不知道?
1998年1月(yuè)6日,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71号开馆,2007年11月8日闭馆,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广场新馆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楼”,就是老自博展厅(zhǎntīng)。一楼恐龙(kǒnglóng)陈列,有毛氏峨眉龙,因为一些(yīxiē)恐龙模型很高,还设了一个夹层(jiācéng)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,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,过去是自博陈列馆,现在(xiànzài)为省考古所
马磊记得,“碉堡楼(lóu)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(de)油画,请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,大概500块钱一幅(yīfú),有沈括,有杨钟健(古生物学家),有达尔文。
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(dìyīfú),挂着董伯伯的油画。
每年大年初一早上,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(kànwàng)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,这件事(shì)一直做到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(zhíbān),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,还要做一件事,站在董先生的画像前鞠躬祭奠。
她站在边上看着,很感动。那时,对这个(zhègè)油画(yóuhuà)里的董聿茂,她几乎不了解,只(zhǐ)知道,他是老馆长,著名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?
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那(nà)块始祖鸟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,是他童年最喜欢(xǐhuān)去的地方,那块模型,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(kāipì)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,从小(cóngxiǎo)他就这么叫。
毛昭晰(máozhāoxī)的爸爸毛路(máolù)真和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,一个教数学,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,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,但那时他最(zuì)感兴趣的,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(jìnhuàlùn)的最初知识,就来自这件陈列室: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配合(pèihé)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(guǎngdà)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出生那年,1929年6月6日,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,分“八馆(bāguǎn)二所”,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(广西)瑶山部、矿产部及(jí)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,当局决定(juédìng)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,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(de)地矿、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,供民众永久(yǒngjiǔ)参观及研究。
同年11月,西湖博物馆成立,首任(shǒurèn)馆长陈屺怀,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之间,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(zhèshì)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(zhàoshǐ)的标志。
那年,董聿茂正在日本留学(liúxué)。
1928年3月,他获得京都帝国大学(xué)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(研究院(yánjiūyuàn))继续深造,攻读甲壳动物学,1930年3月获帝(huòdì)大博士学位。
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(gōngzuò),积累较(jiào)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,旅日中国学人处处(chǔchù)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,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,33岁的(de)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的邀请,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(zhǔrèn)兼技师。
此时的(de)西湖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、自然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三部(sānbù)一室组成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(biāoběn),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,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,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一个(yígè)鲸头骨标本,连一个陈列室(chénlièshì)都搞不起来,董聿茂决心(juéxīn)尽快改变这一状况。
1931年初,他(tā)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,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,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(hǎiyángshēngwù)标本,历时近一年。之后,他又(yòu)深入祖国西部青海、西康,那时候交通很不便,却运回(yùnhuí)牦牛、羚羊等大型标本,极大(jídà)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,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,今年92岁,他(tā)记得,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,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,受了伤。他回家,却带回来一只猞猁,活的(de),把垫着的帆布都撕烂(sīlàn)了。
1933年,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馆里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,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,以(yǐ)丰富馆藏,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(dàishǔ)、鸸鹋、大极乐鸟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(dàní)、堪察加拟石蟹(nǐshíxiè)等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博物馆职员(zhíyuán)合影,一排C位为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,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,并(bìng)参加庚子赔款分配,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,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(de)新式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(yǔbǐngzhì)、寿振黄(shòuzhènhuáng)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(zhùmíng)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,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,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(hěndà)的收获,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(yìdiǎnyīdī)搜集起来的。
1997年,毛昭晰(máozhāoxī)在《怀念(huáiniàn)董聿茂(dǒngyùmào)教授》中写道,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馆(今浙江自然博物院)的标本馆里,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,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(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)藏的一份档案里,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:
地质矿产(dìzhìkuàngchǎn)绘图整理员施昕更
1936 年,杭州(hángzhōu)古荡,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,要建造杭州第一公墓,动土时出了(le)一些石器,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(wúyuè)史地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聚贤倡导,5月 31 日,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(hé)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(hézuò)对遗址作了一天的(de)试掘。本来,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的原意,是让他(tā)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(dìcéng),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,见到古荡已(yǐ)搜集的石器后,觉得太熟悉了,在他的故乡良渚,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,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,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,除了石铲之外,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(xíngzhì)的石器。
董聿茂和(hé)卫聚贤在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,他和董聿茂(dǒngyùmào)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,因农民戽水灌田,池水已干,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(suìpiàn)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(wū)甏的碎片,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,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,你要好好钻研(zuānyán)一下,不懂时,可以找些资料(zīliào)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,得考古报告《城子崖》一书,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,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(hēitáo)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,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(yízhǐ)的遗物出土(chūtǔ)状况也是如此,这引起了他的兴趣,他认为良渚(liángzhǔ)很可能与(yǔ)城子崖一样,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,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(suī)不同于生物学,但在某些方面有(yǒu)相通之处(chù)。”董聿茂鼓励他,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,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,不要发空泛的议论;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,搞清其厚薄变化。
1984年,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,韦植是第一任(dìyīrèn)馆长,今年96岁。他说,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,但对地质、矿产、植物以至历史(lìshǐ)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,充分(chōngfèn)支持。有一次,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标本,半个月前,先生就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(zhì)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,“到柑桔场时,我(wǒ)(wǒ)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,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(xiūgǎi)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,哪有这等麻烦的事!现在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(xuéshùlùnwén)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,董聿茂对(duì)施昕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,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(bānbù)的《古物保存(bǎocún)法》第八条之规定,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,取得采掘执照。
1936年12月1—10日、26—30日,1937年3月8日一20日,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(děng)六处遗址(yízhǐ)进行了试掘,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,并且,这期间经(jīng)调查,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(de)十余处(shíyúchù)遗址。
这是(shì)他28年短暂(duǎnzàn)人生中唯一的田野考古,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,施昕更已经写完了(le)《良渚》报告,准备在杭州印刷厂(yìnshuāchǎng)付印,后来因为(yīnwèi)制图版很费周折,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。
7月7日,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,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标本装箱(zhuāngxiāng)先行运往后方。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(guòchéng)中落入敌手,他(tā)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,隐(yǐn)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后,江南局势日益紧张,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董聿茂和(hé)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(chénxùn)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,两个(liǎnggè)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。许多年之后,陈训慈(cí)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,依然(yīrán)气愤。
两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(lìngmóuchūlù)。
陈训慈到处(dàochù)奔走(bēnzǒu),筹集了一些款(kuǎn)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,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向(xiàng)富阳(fùyáng)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,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,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
而此时,《良渚》报告还在(zài)印刷之中。施昕更独自(dúzì)暂避良渚,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,杭州沦陷。《良渚》的印刷被迫中断,没有印成,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(xīnbǎn)(印刷用的底版)也无法带出。他(tā)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,但这份报告,绝不能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(bìxū)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,在(zài)烽火连天中继续(jìxù)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,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,赶(gǎn)去博物馆所(suǒ)迁移的驻地,和董聿茂他们汇合。
此时,董聿茂带着(zhe)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(qiāndào)了兰溪。一开始,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(tóngháng),经由富阳、兰溪,到了永康只剩5人。
看到稿子完好无损,董聿茂(dǒngyùmào)决定再度印刷。
但(dàn)是,战事紧张,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,只有两三百块馆费,生活勉强过得下去(xiàqù),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。
董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(yǐjīng)迁往(qiānwǎng)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,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,要求拨款付梓。
秘书长看(kàn)完稿子,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印刷。
此时,陆路已经不通,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(yìn)了,只能去上海。
于是,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(gǎozi),绕道温州(wēnzhōu),乘船去了(le)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,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,施昕更的次子建良患病,医治无效(yīzhìwúxiào)夭亡。
国难当头,田野考古(kǎogǔ)(kǎogǔ)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,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,一部考古报告,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(jìnghuó)了下来。1938年秋,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,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先生(xiānshēng)捐赠给良渚博物院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(hángzhōu)沦陷期间,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后,拒绝在敌伪馆内工作,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,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(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)工作,1987年去世。几张抗战内迁老照片中的(de)唯一女性(nǚxìng),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,2001年去世,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,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,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在迁徙途中再度被迫缩小编制,施昕更无法(wúfǎ)再留下来(liúxiàlái),只能解职。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,但因学历太低,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(wǔliùyuè)间,施昕更投笔从戎,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,直到(zhídào)生命最后一刻。
“最后,我(wǒ)这样冥想着,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,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(zài)良渚发掘的时候,在焦土瓦砾中,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,同胞血和泪的遗迹,供世界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最后一段,他(tā)这样写着,等待再次回到(huídào)良渚。
1939年5月29日下午(xiàwǔ),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(bìngfáng)去世,年仅 28 岁, 遗有一妻一子,子仅 8 岁,名叫施忆良——回忆(huíyì)良渚。2025年6月6日,施忆良去世,享年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(xiěxià)《我所知道的施昕更先生(xiānshēng)》,我们(wǒmen)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,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,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(méiyǒu)董振一的联系方式,采访那天,讲到(jiǎngdào)董伯伯的油画,她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,王卫东在董振一(dǒngzhènyī)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,他(tā)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(de)人物形象,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,后来进入自博工作,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,他出版了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,第一张,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,他加入了两件(liǎngjiàn)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:显微镜和(hé)大龙虾。
归来(guīlái)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董聿茂 布面(bùmiàn)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
大龙虾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(de)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,1986年,88岁(suì),完成了《东海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,发现(fāxiàn)了大批(dàpī)新记录和新种,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;1989年,91岁,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(dìyītào)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动物志》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研究生制度(zhìdù)后,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,毕业后留校做董先生(dǒngxiānshēng)的助手。那时,董聿茂已经(yǐjīng)80多岁,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,几乎每天在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(zhěngtǐ)及分解特征图,他画完一张实物图,董先生要(yào)和标本核对很多次,反复修改后才定稿,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讲施昕(shīxīn)更的话剧吗?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(xiānshēng)的联系方式时,他突然问。
“你觉得(juéde)好不好看?我哥哥演的董聿茂。他叫王向东(xiàngdōng),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(dǒngyùmào)家庭合影,以及他各个时期的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(wángwèidōng)手里的这张照片,那(nà)时候他四五岁,全家去了杭州大华照相馆,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,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(xiǎnwēijìng)、解剖镜和盛满(shèngmǎn)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,几乎成了实验室,走也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,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(měigè)标本的特征,“每顿吃饭都得(dé)三请四请才肯出来。”
他常想起的,还有(háiyǒu)另一张老照片,爸爸穿着长靴,背着猎枪,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(xiàngjī),很帅。
很多人回忆里(lǐ)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(yījù)话: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,董伯伯来馆上班,中午自己带饭,常是盐鸭蛋一只,开水一杯(yībēi),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,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,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(háishì)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,而是(érshì)为了更好(gènghǎo)地收集资料,工具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说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(shí),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(浙江省图书馆馆长)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。董先生说:“阆公(lánggōng)(张宗祥)是国学大师,他当教育厅长时我还(hái)在中学读书,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(zhǐkěn)拿二级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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